—般说来，一地交通的发展与该地区的开发是密不可分的，而地区的开发又与政权的延伸有着必然的关系。古时幸得皇恩泽被之地，即便偏僻落后，交通多少会有一些发展。
而古代的行政区划与今时今日大不相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的归属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所以若要论闽北陆路交通的发展，应在先理清闽北古代政区演变发展的前提下，明确本文“闽北”所指的范围，一来有利于古今政区对应，二来可明确本文所论述的闽北陆路交通的基本线路走向。
闽北概念的界定
福建北部地区即闽北。《禹贡》分中土为九州，其属扬州地，春秋战国时由越王勾践统治，后为楚国所吞并。秦统一后，虽未有派遣官吏管理此地的明确记载，却设有“闽中郡”，治所为东冶（今福州），基本覆盖了东越族分布的范围，除今浙江东南一部分地区之外，其余大致与今福建地区的范围相当。
楚汉之际，勾践之后越王无诸率众助汉灭楚，西汉政府因其有功，封其为闽越王，王故地。汉武帝镇压无主之弟馀善的反叛后，将其地民众迁往江淮，空虚其境，后因闽越叛乱时逃亡山林的人陆续回归生产生活，故立县“冶”（今福州)，管理今除漳浦、诏安之外的福建全境，属会稽郡。
东汉时，改“冶”为东侯官县，其后又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闽北属南部都尉建安。三国吴永安三年孙休正式分割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其中包括建安、将乐、邵武、建阳、吴兴（今浦城)、延平、东安、候官等九县。
西晋时，从建安郡中分出今福州地区一块共八县为晋安郡，而建安郡的剩余部分则与今日闽北地区相当，县七：建安、吴兴（今浦城)、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惠帝元康元年又因当时建安郡所属扬州面积过大，将建安郡分立出来从属于新建的江州。南朝因袭之。
隋平陈后改为泉州，并变州、郡、县三级行政区为州、县二级行政区。隋炀帝时，将州改郡，故而当时便设建安郡管辖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有县四，闽、建安、南安、龙溪，需要注意的是这时闽北的邵武属于临川郡。
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改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同时设置都督府管理，但此时天下稳定，临时设置的州郡很多。武德四年时，避隋乱之祸的闽北人归附，便在其地置建州，领绥城（今建宁县)、唐兴（今浦城县)、沙县、将乐、邵武等县。
太宗贞观初年分天下为十道，此地属于江南道，睿宗景云二年建州属福州都督府节制，天宝年间改州为郡，建州为建安郡，乾元元年复为建州，属江南东道，管建安、邵武、浦城、建阳、将乐、沙六县，元和年间去沙县，领县五，建安、浦城、邵武、将乐、建阳。其中建阳包括今武夷山市一地，建安包括今延平区一地，除去将乐与沙县为今三明市所属之外，基本与现在的南平地区相当。
五代时，闽北一地先为王闽所据，当时王闽占五州有,福、建、汀、漳、泉。闽亡时，除福州一地入吴越之外，其余四州归李昇所建立的南唐。宋太平兴国元年福建所属两浙西南路，雍熙二年变为福建路，有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军二，邵武、兴化。赵宋南渡之后，因为靠近统治中心，变建州为府。建州时领七县，有建安、浦城、嘉禾（今建阳）、松溪、崇安（于淳化五年即公元年升崇安场为县)、政和（于咸平三年即公元年升关隶镇为县）、瓯宁。
其中绥宁一地本为建安县地，宋治平三年分置瓯宁县，并另分建阳、浦城的一部分补充其地，熙宁三年废止。元祐四年复分建安县地的一半为瓯宁县，元明清因袭之。南剑州领县五，剑浦、将乐（本属建州，太平兴国四年即公元年起隶南剑州）、顺昌（南唐时升永顺场为县)、沙、尤溪。
原本属于建州的邵武县于太平兴国五年置军为邵武军，县四，邵武、光泽（于太平兴国六年即公元年分邵武而设县）、泰宁、建宁。从北宋开始，福建北部的政区开始出现分化，邵武从建州分离出来，而以南平为中心的一带也开始成为独立的政区，并渐渐固定下来。
元时福建地区置福建道宣慰使司，属江浙行中书省。建州等三地所辖不变，建州于元至元二十六年升为建宁路，南剑州于元至元二十五年升为南剑路，大德六年改延平路，原剑浦县改称南平。邵武军于至元十三年升为邵武路。及至明清，虽然建宁、南剑、邵武三地在路、府的行政区划级别上有所变动，且南剑与建州还各地给予新设的同级政区，但三地所辖范围大体一致。
从上述福建闽北地区的政区变化来看，福建北部的地方政区随着朝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逐步细化的趋势，并最终确定了闽北所包括的三个行政区划的基本构架：邵武、南平、建宁（建州）。古代闽北地方的交通发展多以此三地为骨架进行开辟与拓展。时至今日，人们提及闽北，常指福建省南平地区，今南平地区正是在对福建北部的古代政区结构删繁就简，有所取舍之后确立下来的。
南平所辖一区，即延平区；四市，即邵武市、建瓯市、建阳市、武夷山市；五县，即浦城县、光泽县、松溪县、政和县、顺昌县。整合为一的南平地区替换了通过千年岁月逐步确定下来的的“建州（建宁)、邵武、延平（南剑）”三地概念，但辖地范围较之三地有所缩小，邵武去泰宁与建宁（乃同名县)，延平去将乐、沙县、尤溪，以上五地统归今三明地区。原属建宁的建瓯、建阳、武夷山、浦城、松溪、政和等县基本保持不变。
综上，本文所谈及的的闽北地区其概念基本与现今南平所辖县区相符合，围绕今南平地区内各县区市的陆路交通之历史轨迹而展开。但因为历史从属与她缘关系，为了方便叙述，行文有时难免涉及今宁德地区寿宁等县以及三明地区泰宁、建宁等县，特此说明。
汉至元时期闽北陆路交通发展的大背景
闽北古代陆路交通是福建古代交通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国内交通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交通在秦统一中国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的先秦时代则为秦汉中国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先秦在国内交通区域的开发与拓展、各种交通工具的发明、道路邮驿制度的出现、人工运河的开辟等方面都为之后交通相关事业的发展创立了草本。先秦时代，统一的中国尚未形成，疆域范围更是与后世无法相比，交通处于蒙昧且待发展的状态。
其时，中原诸夏与长江流域的联系最南止于浙江，而福建地处东南一隅，更加远离中原统治中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中原政权所忽视，交通自是非常落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修驰道，令“车同轨”，全国交通状况大为改观。
此时的交通组织，如驿站馆舍等，也系统地在全国普及起来，这是秦汉较之于先秦交通的一个重要发展。秦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即便如此，作为“闽中郡”的福建，其交通仍处于极其落后的阶段。直到秦末汉初，由于福建地区军事活动频繁，与中原政权联系日益紧密，交通才得以有所发展。
东汉末年到隋唐大一统前，国内交通事业遭受了不小的挫折。这时的河渠道路以及馆舍邮驿部分保留了秦汉之旧，一部分则因战事而破败。即便当时有一两个新型的区域交通中心，也不能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的交通乃是秦汉时期的没落。全国交通的整体性出现无法回避的后退，但由于孙吴政权与东晋南朝的经营和政治辐射，使得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开发，区域的交通性事业取得一定的进展，福建一地也因为靠近孙吴与东晋南朝的统治中心，取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隋唐至宋，中国国内交通上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由于国内统一时间长，唐宋州郡间的千道交织，十分发达。域外交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隋唐时期，国土幅员辽阔，境内设驿一千六百三十九个，一驿三十里算，国内大致有四万九千一百七十里的交通大通道。据《元和郡县图志》每州条目下的“八到”，都城长安与各州之间皆有通路，当时通往福建的主要路线是从长安东行先至东都洛阳，洛阳东行到汴州，汴州向东南行到宿州（今安徽宿州）、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泗州东南行到扬州，扬州东南行到杭州，杭州西南行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市东），睦州西行到衢州，衢州西南行到建州，建州东南行到福州，再有福州南行到泉州。唐后期，因为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扬州通过水陆路与国内各地相通，其发达程度，抑或人口与货物流动，都已超过了长安与洛阳，二都的全国交通重心之地位已为扬州所取代，中国的交通重心已由黄河流域转移至长江流域。
随后，经五代，北宋定都开封，交通重心正式移至开封，自汴京开封向东南，经应天府，可以到达今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北宋灭亡，南宋以临安为都，之前临安的陆路交通本已较为发达，此后政府又大力进行江南道路的建设，临安去往诸地更加便利畅通，中国交通重心转移至南方。有宋一代，福建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丝织、制糖、造纸、陶瓷等手工业发达，茶叶、食盐等产量髙且对外输出大，交通驿路大量设置，道路交通得到很大发展，同时道路质量也有提高。
蒙元时期，国内交通的一大特色是海运的发达，虽然海运自战国以来便有，但从元开始，海运的意义迥然不同于以前。由于唐宋开凿的运河不少败坏或是淤塞，不甚费力的海运就成为东南粮运的重要途径，成为中央仰给食用之凭借。陆路方面，政府每年按时修理道路桥梁，驿道在西北与东北方向开辟了新路。尤其是邮驿，呈现空前的发展，有为驿的站点，和为邮的急递铺。站点依照当地的具体需要来设置。
结语
综合可见，长期远离统治中心的福建落后封闭的时间长，这种情况在北方战乱，政治经济中心出现南移后，方有所质变，出现如此情况：中原动荡，地处一隅的福建发展反而更为活跃，交通亦是如此。随着时间流逝，王朝更替，南方开发速度加快，重要性与日俱增。唐宋起，统一王朝的给养都仰仗东南，于是南方的交通发展又是另一番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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