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河北省馆陶县人，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本地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用到我们本地的地方志资料《馆陶县志》，不知不觉间，已经将雍正年间、光绪年间、民国二十年、民国二十五年等几个过去版本全部收集齐全了。通过对比这几个版本的资料，发现了一些问题。
中华民国二十年版的馆陶县志封面比如，馆陶县自古以来就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很多帝王分封子女的首选之地，以民国二十五年版本的县志记载，先后有汉文帝、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唐高祖李渊将女儿封在馆陶，这四个公主因县而得名“馆陶公主”，另外还有曹魏时魏文帝曹丕的儿子曹霖、西晋庄王之子当淴、明朝鲁庄王阳铸之子常涊三人被封为“馆陶王”。关于四个“馆陶公主”各版本均一致，但就是三个“馆陶王”就前后不一致了起来。在雍正版本里，是仅有两个馆陶王，分别是曹魏时的曹霖、明朝的常涊，但在光绪版本里就多了一个西晋庄王之子当淴。并且多出来的这个“馆陶王”的说法一直被沿用到后来的各个版本中，直到现在年重修的《馆陶县志》中依然存在。
四个馆陶公主塑像那么雍正版和光绪版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是雍正版修志时漏掉了呢，还是光绪版本修志时发现了新的史料依据，从而重新增录的呢？
运用现代网络搜索工具可以发现，曹魏时的曹霖可以在《三国志·卷二十·魏书二十·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中找到，明朝的朱常涊记载于《明史·诸王世表二》中，而偏偏西晋庄王之子当淴在搜索的结果中，只出现在了馆陶县官方宣传资料里，史籍资料的记载中未发现。可能有人说网络搜索的结果不足为凭，万一这个资料没有录入成电子版本的，而只存在纸质书籍中呢。
其实不用现代手段，通过简单对比就可以发现县志记载这件事的“晋馆陶王当淴庄王之子封于此”之条目在收录时有问题。1、曹魏、明朝两个馆陶王的父亲都有名字，分别是某某之子，而西晋这个馆陶王仅有其父的封号，为“庄王之子”。在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收录时的不严谨程度。2、明朝、西晋的都是“庄王之子”，真的有这么巧吗？修志之人也不仔细考虑考虑，难道庄王的儿子离了你馆陶县就无地可封？3、“当淴”的繁体字为“當淴”，这两个字与“常涊”结构极为相似，古代印刷物的印刷质量不高，再加上年代久远，重修时把“常涊”看成“當淴”极有可能。
网络上的曹霖图，也不知道得自于哪？从以上三点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只有两个馆陶王，分别是曹魏时的曹霖、明朝的常涊，西晋的庄王之子当淴之说是不存在的，是被光绪年间修志人员在参考雍正版本时，将记载明朝朱常涊之条“晋馆陶王常涊庄王之子封于此”误认为还有一个晋朝时的馆陶王。在这一句里“晋”不是晋朝的晋，而是晋升、晋级的晋，这句话要断成“晋馆陶王，常涊，庄王之子，封于此”，而不能断成“晋，馆陶王常涊（當淴），庄王之子，封于此”。因为断句错误再加上上面所说的印刷品质量问题，就把明朝庄王之子又同时看成晋朝时的庄王之子，造成多出一个馆陶王的谬误。
在馆陶诸版本的县志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错误以及与外地地方志记载中相冲突的地方，比如大唐名相魏征的籍贯、长寿之祖彭祖墓地所在等等。因此，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在历史研究之中，各地所修的地方志仅能当作参考，绝对不能当成唯一的史料依据，否则结果将是错误的甚至是南辕北辙。所以，在今天的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存有争议的名人籍贯进行论证的时候，用据某某县志记载的说法也是极为不严谨的，因为这个记载很可能也是错的。
谭其骧先生对于这种情况，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先生在他的论文《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强调采用旧方志的材料必须仔细审核，不可轻信。这是因为：
地方志除了少数几部出于名家的手笔之外，多数是地方官限于朝廷功令，召集地方上的举人、贡生、秀才等一些乡曲陋儒修成的。这些人大多只会做代圣立言的八股文，根本不懂得著述的体例，不懂得前朝的典章制度，更不会做学问，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是错误百出。有些地方志是每修一次便增加若干错误，越修越差，越修越错。
那么地方志记载中容易出现的错误有哪些呢？
一、修志时过分注重本地以前的旧志记载，忽略或者不认为总志比地方志更精确。特别是对一些古城遗址存在上，往往认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总志记载范围广，容易出差错。而地方志出于本地人之手，一般都比较明确具体，要比总志靠谱。比如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西汉文帝年间长沙国西南部的地图上，极为准确的记载、绘制着泠道（今湖南宁远东）、南平（今湖南蓝山东）、舂陵（今湖南宁远东北）这三个县的位置，和《水经注》及一些唐宋总志上的记载基本符合。但光绪《湖南通志》上关于这三个县故址的记载却和马王堆地图、《水经注》以及唐宋总志的记载不一样，其依据是仅从明清时当地的地名去考证，但是那时的地名能肯定和几千年前秦汉时的地名一样？如果以时间先后来看，还是越接近于秦汉时期的记载越是准确，显然光绪时的《湖南通志》错误的，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所修的《湖南省志》中却偏偏采用了光绪年间版本通志的记载，而不去考证总志的记载。
二、将历史上的名人或者是传说，用本地的一些事情进行牵强附会。比如谭其骧先生就介绍了一件事，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陪苏联专家到八达岭长城去游览，长城上有好几个木牌都写着宋朝时的“杨六郞”杨延昭曾在此练兵，其实宋兵往北打仗最远只打到幽州（今北京）城下，并且吃了败仗就回去了，根本就没到达过八达岭一带驻守、练兵。据他分析这种说法应该来自于当地的地方志。
其实类似的记载在馆陶县也存在，传说这一带是宋、辽交战的主战场，杨六郞及其儿子杨宗保在这一带抗击辽兵，杨宗保的夫人穆桂英后来成了元帅，正在打仗的时候因为有了身孕生下了杨金花，为了躲避辽兵的搜索，又将孩子进行了转移。有了这个故事，这一带的村子带堡、寨等字的均被认为是宋、辽兵驻扎时的城堡、营寨的所在。而穆桂英生孩子的地方叫孩寨，放孩子的地方叫房（放儿）寨，藏孩子的地方叫常尔寨（藏儿寨），另外还有宋军大将孟良驻扎的地方叫做孟良寨。等等类似的传说太多太多了，且不说当时的宋辽战场大部分时间位于两国交界处在今天的雄安新区一带，穆桂英、杨宗保等人大多数也都是历史上的传说或者文艺作品中虚构出来的，按说是不应该被当作确切的历史证据收录进地方志的，但馆陶县年所修的县志却是大量采用了穆桂英等人的传说来说明村庄名字的来历。
穆桂英挂帅
三、古代文字载体落后，容易造成重修志书时，把记载抄错、转载错。因为当时印刷品为雕版印刷，字迹粗大、模糊，有的书籍甚至就是手抄，如果一旦放置时间久远，部分字迹很可能就不容易辨别，这一点在开篇时的把“常涊”看成“當淴”是这样，另外的例子还有乾隆《邵武府志》记载：“康熙六十年辛丑，光、泰旱。建宁地震。”但到了光绪年间《邵武府志》的纂修人却看漏了一个“旱”字，结果在光泽县、泰宁县和建宁县下分别记为了“康熙六十年地辛丑地震”，就这样原本是一个县地震的记载成了三个县地震。
为什么修地方志会出错较多？
一、修志人文化水平不高所致。在古代能够读得起书并且学精、学深的人不多，就是有了这样的人也会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为官，在县里从事修撰地方志的都是擅长八股文，学问上钻研不多的的秀才、贡生，一旦参与到编修县志这样综合性的工作，难免力不从心。更重要的一点，修志时的资料来源除了来自于前辈们所修志书之外，更多的是得自于最基层的采访员，由各村、乡稍懂笔墨采访员对历史传说、物产、税收、灾祥等资料收集后再交到县级汇总。这样的资料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民国二十五年版本里记载的采访员
二、修志人受官员、士绅所控，修“人情志”。编修地方志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地方官以及富商、地主们的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馆陶县志》为例，除了县里的拨款之外，还有来自于馆陶籍的官员、富商的捐款大洋。官员、富商们出钱了，你花人家的钱就心安理得？怎么着也得在地方志里美言几句吧，对于官员的政绩更得大肆吹捧，这样的修志方式难免会给志书带来一定量的“水份”，日积月累、历朝历代的水分加在一起数量可就很大了。
民国二十五年馆陶县志中助修捐款人员，王占元、张维玺可搜索到其人
三、修志时过多考虑为本地历史、文化“脸上贴金”。这种情况和现在各地争名人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安徽涡阳、河南鹿邑、甘肃临洮在争老子故里，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在争李白故里，湖北襄樊(襄阳)和河南南阳在争诸葛亮故里等等。就连馆陶县也在与河北晋州市、河南内黄县等地在争夺“魏徴故里”。这些在明面上的争夺，就是暗里各地志书所记载的名人籍贯在现实的反映。各地在辩论某某名人为本地人的时候往往拿出来的证据就是本地志书的记载，多地都有记载也就难免会产生争议和争论。
那么各地方志书难道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吗？
也不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具体利用中要加强分析、分辩能力，特别是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分析功能给了我们在对这些资料分析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大、更精准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比较、核对，确定哪些是第一手资料，哪些是可靠的材料，哪些是可以利用的资料。通过分析旧方志的弊病，指出谬误，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在旧地方志中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有用的知识：
一、旧方志中不少记载是在正史及其他史籍中找不到的，因此成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证据。
二、方志中的《艺文》一类，辑录了许多前人的诗文，这些文字一般没有经过修志者的改动，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方志中还有一些材料，尽管从正面看是绝不可信的，似乎是毫无价值的，但从反面和侧面看，这些史料却反映了历史的某一侧面，是很能说明问题、很有价值的。比如古代一些朝代，农户为了逃避越来越重的税赋，很多人都选择了瞒报人口，呈现在各地地方志的人口竟然比这个朝代开国时还少，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从这个事情侧面就可以显现当时吏治腐败、土地兼并程度等信息。
地方志虽然存在着诸多错误，但其作为我国历史上史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我们认真研究、精心分析，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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