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福州９月２０日电（记者林超周勉刘邓郭强）春华秋实，普天同庆。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华夏大地的稻田尽染金黄。以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世界２０％左右的人口——这一世界粮食史上的“中国奇迹”，此时此刻更让１３多亿中华儿女骄傲与自豪。
１９６６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正式提出“三系配套”理论，为这一奇迹的诞生注入希望；随后，成千上万的水稻育种科研人员齐心协力、奋力拼搏，为这一奇迹的实现呕心沥血。
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几代人的青春年华，共同书写了这部可歌可泣的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而这，俨然又是另一个奇迹。
倾尽全力“为一口饱饭”
１９６４年，中国尚未走出饥饿的阴影。这一年，不到２０岁的李必湖主动申请，做袁隆平的助手，申请理由是“让大伙儿能吃一口饱饭”。
在中国，水稻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之一。按照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育种材料，就可以让水稻大幅度增产，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这个在今天看来早已实现的简单梦想，在当年看起来遥不可及。在接下来近５年的时间里，李必湖做了３０００多个杂交组合试验，结果都不甚理想。
事实上，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前就开始探索培育杂交水稻，但进展缓慢。有的育种学家，一辈子也没有成功过一次。“希望曾经很渺茫，我们当时也想过，成功了就是一件大好事，不成功就回家当农民去。”李必湖回忆。
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如此反复了近５年后，在海南南红农场工作人员冯克珊的帮助下，李必湖终于在一块齐腰深的沼泽地里，找到了一株苦苦寻觅的“雄性败育”野生稻。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把整个稻株连根带泥挖出来，脱下衣服包好，搬回试验田悉心照料。在头顶烈日，一连5天为这株“宝贝”人工授粉后，终于收获了５粒宝贵的杂交种子，结束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徘徊不前的局面。
如果只有一个人、一个团队，中国杂交水稻事业不可能快速发展。第二年，认识到这一点的李必湖毫无保留地把这批宝贵的材料分送给其它科技人员，拉开了杂交水稻全国性协作攻关的帷幕。近２０个省份，数千名科学家先后投身其中。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谢承桂曾经刊文回忆，当时参加协作攻关的研究人员几乎都是年轻的“无名小辈”，理论基础薄弱，实践经验不足。“但他们的积极性高、头脑里没什么条条框框，敢想、敢干，具有创新精神。彼此之间没有私心，一心搞科研。”
“大家都懂农民农村，都懂粮食的重要性，都有一颗报国心，所以最终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回忆，正是由于来自江西育种专家的协助，他才最终培育出名满天下的良种“汕优６３”，让中国杂交水稻事业扛住了稻瘟病的致命打击。
在全国协作攻关的背景下，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呈现惊人的速度：１９７５年全国７个省份试种仅５０００多亩，１９８０年全国１７个省份已种植近８０００万亩。如今，每年种植面积超过２．４亿亩，增产约２５０万吨，可多养活７０００万人口。
追逐太阳的“水稻候鸟”
脸黑、手糙，是风雨烈日刻在大多数水稻育种专家身上的印记。一些农民兄弟曾握着谢华安的手，惊讶地说：“科学家的手怎么比我们耕田的还要粗？”
将水稻等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冬季拿到我国南方进行繁殖和选育，称作“南繁”。一句业内相传的顺口溜为“南繁”做了最恰当的注脚：“南繁难繁，又难又烦。”
↑9月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谢华安在福建省建宁县育种稻田里查看稻穗。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南的南繁条件很差，育种人员住在庙里、农民废弃的房屋里或与主人合住，有时候还在椰林、橡胶林里搭盖简易阁楼，条件十分简陋。在生产上，不仅缺水少地，而且育种材料时常丢失，育种人员白天与禽畜飞鸟斗，晚上与老鼠蟑螂斗，时不时还要斗一斗蛇蚁毒虫。
朱仁山是已故朱英国院士水稻研究团队的核心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在利用“闪光处理”两系不育系技术的时候，他需要在夜晚１１点半，将电灯从农户家拉到田间给水稻照明，每个周期持续２０多天。
“有一次电线被田间老鼠咬破，我手碰到差点电死了。幸亏同事及时将电线扯开，才活了下来。”朱仁山说。
每年１２月到次年５月是南繁的最佳时节，因此大部分育种专家都过着“冬季南下，暮春才归”的生活。当时的交通还很落后，去海南需要坐火车、轮船、汽车，单程就要近７天。业内调侃：“爱上育种，就成了一只追逐太阳的‘水稻候鸟’。”
“不是在基地，就是在去基地的路上。有近２０个春节是在海南岛过的，一直遗憾对家庭的照顾太少。”朱仁山一句感慨，道尽了所有水稻育种专家的心声。
孩子出生不在身边、错过老父亲的寿辰、无法照看生病的妻儿……面对记者谈起往事，水稻专家们有说不完的遗憾和眼泪，却很少主动提起自己赫赫功勋：
李必湖，１７项研究成果，经他手培育选育的水稻品种全国栽培面积曾达上亿亩，填补了长江流域早稻中熟组合的空白；颜龙安，带领团队最早培育出“珍汕９７Ａ”，以其为母本选配的杂交稻组合推广面积一度达到１８亿余亩，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左右；谢华安，培育出的“汕优６３”抵抗稻瘟病的侵袭，连续１６年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朱仁山，推广的“红莲型”杂交稻不仅惠及５亿中国农民，还出口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累计约３亿斤……
科研无止境大爱不落幕
几年前，年近古稀的李必湖因为口腔癌，舌头被切去一部分，说话都不太利索。但如今仍然还坚持搞科研，并笑言“几十年的老习惯已经停不下来了”。
↑李必湖（左三）与袁隆平和同事们。
９月１３日，在福建三明市建宁县参加“中国稻种基地论坛”之际，已有７７岁高龄的谢华安又抽空钻进当地的试验田里调研。站在泥泞的稻田里，他撩起一摞稻穗，和村民交谈：“今年的稻瘟病有些厉害啊。你打什么药？打了几次？什么时候打的？”
和李必湖、谢华安一样，多数当年的水稻功臣如今都已经是七八十岁高龄，虽然不再亲自下地插秧、割稻，但仍时常到田间地头，和后辈一起研究材料，思考和探索新技术。
“过去没吃的，人们吃饱就行。现在条件好了，人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为选育出更高产和优质的品种，今年８１岁的中科院院士颜龙安近年来又把目光转向野生稻，带领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９００多份野生稻资源。
↑上个世纪70年代颜龙安与袁隆平、张先程等专家观察杂种优势
“产量好了，质量好了，就得考虑抗病、省肥料、适合机械化耕作等，节省劳力和成本。农业科研无止境，新时期总会有更高的要求。”谢华安说。
如今，仍有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在诞生和推广：通过分子设计育种技术，精准选出高产与优质的控制基因“组装”在一起，未来还可对稻米“量身订制”；“海水稻”研究让盐碱地变良田成为可能；新型超级杂交稻品种已突破每公顷１７吨大关，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株高过２米的“巨型稻”开启了水稻研制的一扇新门……
这些水稻育种科研人员的身影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因为他们在，丰收时节的笑容才更灿烂；因为他们在，“饭碗”端在手中才如此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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