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广州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居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唐宋时期由于广州人口的增加，使广州城市居民的来源和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居住环境的完善。居民与居住环境的相互作用影响了城市的发展。
唐宋时期广州是岭南地区重要的都会城市，在这一时期，广州人口数量开始增多。广州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中原战乱是广州人口增长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宜居的自然条件、繁荣的商业则是其增长内部因素。移民和商业的发展带动人口的增长，进而影响了广州城市的扩展。
根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大抵建安、东晋永嘉之际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广者众。”又因广州海外贸易发展，有大量外国商人居住广州。又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移民是广州居民的主要来源之一。
除此之外，往来任职的官员及军人也是广州居民的主要成分。《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二十一年，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广州为岭南五府经略使理所，以绥静夷獠，统经略军。”由南迁人士、任职官员、军人、商人、手工业者、僧侣和土著等，构成了广州城市的主要居民。
自晋至唐，广州城(即步骘城)的范围较小且无重大变化。南汉时期拓新南城。到了宋代，广州城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南汉广州城的基础上向东、西拓展，形成东城和西城。唐代广州城市发展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在广州城周围兴起大片的居民区和商业区。这为南汉的新南城、宋代广州东、西二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城市居民的分布影响城市的发展。通过史料复原唐代、南汉、宋代这三个阶段居民的分布，了解这一时期广州各区居民的基本状况。需要说明的是，宋代有三城，宋代中城包括唐代广州城和南汉时增加新南城；宋代的城东、城西、城北、城南是以中城为中心向外拓展的部分；城东包括宋代东城，城西包括宋代西城。
唐代广州城范围小，东至旧仓巷，西至教育路，北至越华路，南至西湖路。唐岭南道署是广州城内的官署机构，根据《广东通志》记载：“府树六纛，行则建节，凡兵甲、财赋、民事无所不领，号曰都府。内宅为公廨，外厅事为衙。”岭南道署是节度使主要居所，“唐岭南道以边方有寇戎之警，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其府治即旧节度使署，居之。或以都督充节度使。或以大臣出任，皆得以军法专生杀。”唐代广州都督任节度使，居都府，可以推测唐代的广州都督为城内居民。
《册府元龟》载：“唐萧龄之贞观十八年为广州都督”。西安出土的唐代萧龄之墓志也记载：“迁使持节都督广州等一十四州并高崖二府诸军及百姓之务。”这证明了萧龄之曾任广州都督，是城内居民。王方庆曾任广州都督。《旧唐书》记载：“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可以得知王方庆为城内居民。
都府内“其佐有副使、司马、判官、功曹、书记、参谋皆列署于内，别有巡察、按察。巡抚等使，皆列署于外。后改按察为采访处置使，又改为观察使，然不常至，至则汛扫总管府居之。”又据《大德南海志》载：“自唐至宋，皆专官署事，故所至廨宇，因以居焉。其临民涖事者，止于厅事而已。”可以得知节度副使、司马、判官等任职官员居住在城内，是广州城内居民。
广州市淘金坑太和岗出土的《太原王府君墓志铭》也记载：“维巨唐开成五年，岁次庚申六月乙巳朔廿五日乙巳，故广州同节度副使王复元的疾，终于私第。”王复元是广州节度副使，私第应该在城内。王复元有子四人、女子一人，他们也应该是城内居民。年在广州建设大马路北唐姚潭墓出土了《大唐故吴兴姚氏墓志铭》。墓志铭中记载：“以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遘疾，终于私第，享年廿二有五。以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丙子窆于甘溪之南原。”姚潭是姚褆一长女。姚褆一时任广州长史，私第也应在城内。姚褆一、姚潭应是城内居民。
唐代广州设市舶使院，唐代城内有市舶使，由宦官担任。唐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可以得知吕太一为广州城内居民。广州城内有经略军。唐代广州设有五府经略使，统经略军。《元和郡县图志》载：“南海郡，系本州城内有经略军额管镇兵五千四百人。”可以说明经略军在广州城内，是城内居民。
陆羽是李复的幕府成员。李复任职广州时，陆羽为李复麾下幕僚。“陆鸿渐佐南海陇西公幕府，自号东园先生。东园即广州东郊园也。”陆羽居东园，推测陆羽可能为城东居民。
广州城西有被贬官员及其子孙。唐代节度使孔戣在广州城西建有广恩馆，“以居南谪子孙流落不能自存者”。可以得知被贬官员及其子孙是广州城西居民。唐代城西有土著。唐代广州土著与“蛮獠”杂居，卢钧把华蛮分开居住，为土著设立固定的居住场所。根据刘有延的研究，唐代蕃坊的面积为为平方米，在蕃坊周围是不能居住的水域或为本土人士的居住区。因此，城西有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居住。
番僧是唐城西居民。唐代广州开海舶，时有“西域默德那国王谟罕德遣其母舅番僧苏哈白赛来中土贸易，建光塔及怀圣寺。”怀圣寺在城西。番僧苏哈白赛是城西居民。唐代广州城西有庄严寺、法性寺等佛教寺庙。寺庙中有僧侣。《广州寺庵碑铭集》收集的碑铭中记录了法性寺的住持：“宝历二年岁次景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又《广东通志》：“记勒石于仪凤元年丙子，法性寺住持僧法才立。”可以推测寺院住持等僧侣是城西居民。
莫宣卿是城北居民。《羊城古钞》：“状元桥在小北门内，唐莫宣卿儿时居此。”状元桥在城北，是莫宣卿的居所，可以得知莫宣卿是城北居民。唐代广州城居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官员、军人、僧人等。土著居民是广州城市居民中重要的成分。
南汉时期广州城的范围比唐代大，增加了新南城。南汉时期广州城的南垣大致拓展到今文明路、大南路一线。新南城是广州城内的商业区，“坊市布列清海楼直街的左右两侧，称‘左街’和‘右街’，这一带也是人烟稠密的商业居住区。”商人居住在新南城是南汉时期广州城内居民。“贞明三年，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曰乾亨。”刘称帝，以广州城为其都城，改称兴王府。第二年，刘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宫城是皇帝及其皇族居住区。刘及其子孙是城内居民。
据《新五代史》载：“(乾亨)三年，册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楚王殷女也。”马氏应为城内居民。除此之外，宫城内还有贵妃、美人等女性居住。“(李)托纳二女于鋹，鋹以其长为贵妃，次为美人。”这些宫中妇人也是城内居民。推测龚澄枢可能是城内居民。南汉时期广州城内还有大量的宦官，这些人皆是城内居民。
城西庄严寺在南汉时改名为长寿寺。《舆地纪胜》记载：“刘氏长寿寺也，刘之宗女为尼居之。”说明刘氏宗女为尼者是城西的居民。南汉时期广州城居民出现皇室人员和不少的宦官、宫女等，这说明了南汉时期广州城内的居民以皇室人员为主，附加一定数量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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