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于风雨飘摇的旧社会，立身于新中国旭日东升之晨。
彼时，他们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以“小荷初露尖尖角”的芳华、“俱怀逸兴壮思飞”的情思，以蓬勃昂扬的姿态奋身投入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火热生活。
他们也曾经历被否定和摧残的年代，有过迷惘与彷徨。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他们抖擞精神、重振旗鼓，焕发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激情。
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际遇，相同的是他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份和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忱的赤子情怀。
他们有的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甘冒杀头之祸，向敌后转移进步青年，源源不断输送革命的新生力量。亭亭玉立的纤弱身影常常涉险于残暴横行的长街短巷，以一腔报国热血欣然迎接新中国喷薄的曙光；
有的未及弱冠之年便担成人之重，以瘦小伶俜的身影，肩负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用默默付出的一件件小事在百姓心中耸峙起一座巍峨的丰碑。以他为原型创作的《今天我休息》，展现出新中国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有的目光如炬，于芸芸过客中发现邪恶在潜行，在寻常什物中嗅到危险在逼近，一个个敌特在他手里折戟，蓄意多日的阴谋在他面前告败；
有的身患绝症，身板羸弱却意志弥坚，理想与信念的标杆从未摇撼，追求与跋涉的脚步从未停歇；
有的终身只为传扬“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理论与精神，从发现、推介、整理，到归纳、完善、升华，穷经皓首，矢志不渝；
……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已迈入人生暮年的他们，面庞上掠过太多的风霜，肩头上沾满岁月的沧桑，他们的人生在一次次搏击磨砺中，走向日臻丰满与辉煌，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成长和强大，始终不渝的是对党的事业和公安事业的忠诚奉献。
回首曾经的从警生涯，他们可以豪迈地说：不负芳华，无悔此生！（作者：王玉田）
马人俊：“天天为人民”的“马天民”
马人俊，年出生，中共党员。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指江庙路派出所民警，年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电影《今天我休息》中民警“马天民”的原型。
我总是想着要拼命地工作才对得起党、对得起百姓，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我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要政治上做明白人、经济上做清白人、作风上做正派人，管得住自己，帮得了人民，镇得住坏人！这就是我时刻牢记的初心！
时代变了，但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能变，对百姓要真心，不能流于形式。
年5月，上海解放。不满15岁的我经过3个月的培训和考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人民警察。之后，我被分配到原闸北分局指江庙路派出所当户籍民警，负责管理一个叫谈家湾的地方。当时那里人员流动性大、居民成分复杂，治安状况相当严峻。
谈家湾的百姓见我是个瘦小的孩子，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时，公安机关正在开展镇反运动，虽然我每天都到辖区，也经常找居委会主任和干部谈心，却没有收集到任何新情况。每次走访居民时，他们总是客气而又冷淡地接待我；问及社区里的治安隐患时，总是一问三不知。两个月下来，没有摸到一点线索。
见我有些气馁，派出所吴副所长就耐心点拨我，我决定从为百姓做实事入手，先从取得百姓的信任开始。看见弄堂里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路面泥泞不堪，我借来板车，跑到邻区的一家玻璃厂讨要煤渣，拉回来一车又一车的煤渣铺路；弄堂里的下水道堵塞，多年没人疏通，整天臭烘烘的，我就一个人去疏通下水道。就这样，我独自一人干了一个多星期，随后，弄堂里的年轻人也来搭手帮忙，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渐渐地，百姓看到周边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见到我总是竖起大拇指，聚在一起也议论说：“这个警察不一样，他总是在为我们做事情。”
刚开始，居民总是以旧社会的习惯称呼我为“警察先生”，接下来是“马同志”，后来都亲切地叫我“小马”。随着相互间的信任增加，哪家有女儿出嫁，总是先叫我调查一下女婿表现如何；哪家生小孩，又来征询我该取什么名字……因为为百姓做了实事，把心交给了百姓，百姓也越来越信任我。
取得百姓的信任后，他们先后向我提供了多条线索，帮我抓获了80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侦查时，不小心惊动了被调查对象，此人悄悄逃跑了。为了帮我弥补过失，居民们自发协助我昼夜守候埋伏了两个星期，最后抓住那个趁夜间潜回家中又准备再次潜逃的反革命分子。经查，该人背负12条人命。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年，年仅21岁的我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这份荣誉离不开百姓的信任和帮助。对我来说，百姓把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交给我们，就是我获得的最高荣誉。
年，当时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今天我休息》，其中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当问及主人公为什么叫马天民时？我说，“天民”就是“天天为人民”的意思。（整理：吴艺）
白平：用生命书写忠诚
白平，女，年出生，中共党员。年参加革命，年2月参加首都公安工作，创办全国第一个公安法制部门。年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位女性副局长，后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兼纪委书记。年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法制室主任，年离职休养。
离休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党员身份永远不退休，党员永远没有二线，只要还有呼吸和心跳，就应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出生在山东高唐，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岁时考进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输送很多优秀大学生到敌后根据地。
上大学期间，经哥哥的一位同学介绍，我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年阳春三月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我按照约定来到中山公园后河沿边上，与我的上级党组织领导接头。四周安静极了，没有一位行人。在上级领导的引领下，我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仪式简短而庄严。
在那个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可能被杀头的。入党仪式不像现在这样隆重，更不可能骄傲地面向高悬的党旗宣读入党志愿书。那时，我们被称为中共地下党员，每一天都身处危险之中，只能把对党的信仰和入党的荣誉默默地封存在心里。我的入党见证人只有一位党员而且是单线联系，如果上线同志发生意外，就有可能和组织失去联系。信仰的力量让我们坚持革命，直到赢得解放。
因为革命工作的原因，我在北平前前后后上过3所大学，作为学生领袖，我组织过多次爱国学生运动。年，我还曾奔赴山东济南参与策反国民党军队两万余人战场起义。年1月30日，解放军的队伍从西直门进城，我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欢庆北平城回到人民的怀抱。
解放军进城第二天，领导对我说：“你到公安局军管会报到吧。共产党的警察是为劳苦大众做事的，是保护百姓的。你外语好，是公安局急需的人才。”年2月上旬，我拿着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走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大门。从此，我成为一名公安战士，这身警服一穿就是47年。
年，北京市公安局在秘书科法制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法制科，这是全国公安系统第一个法制部门。我在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当时任秘书科科长兼法制科科长。全局所有的案子都要报市局审批，工作量非常大。法制科的同志几乎没有休息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确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从年正式成立法制科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9年间，法制科审理4万多起案件，无一错案。
年5月，我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后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兼纪委书记。后来，又到北京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管立法工作。
离休以后，我依然心系党的公安事业。首都公安一路走来，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是一支政治过硬的队伍。祝愿新时代首都公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步。（整理：唐娜、姚晓玲）
刘昌佑：反敌特前沿的骁勇战将
刘昌佑，年出生，中共党员。年加入东江纵队，年参加公安工作，先后在沙深宝公安局、边防第三分局、边防50团担任检查干事、侦查员。年至年，在解放军公安第10师、广州军区公安军等任参谋。年起先后在广东省公安厅三处、九处工作。年退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作为有64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深感自豪和光荣。祝愿我们的党和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
早年因家境贫寒，我只读了一年半高中就辍学了。年7月，我加入东江纵队二支队，走上革命道路。从部队到公安，工作单位几经变更，但我一直战斗在反敌特斗争的侦查一线，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的每一项特殊任务。
上世纪50年代，我在深圳边防负责检查工作。一次，我在执勤中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此人随身携带一个小包，目光闪烁不定，不敢正眼视人。我果断将其拦下检查，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不过，他一个看似随意的动作引起我的警觉：他脱鞋时，故意将袜子扔到一边。我盯住那只袜子，捡回来翻开一看，里面竟藏着一张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委任状。
第二天，我受到领导表扬，随后被安排到进出关口，专门负责检查往来人员，盯准可疑人。进出关口距离只有十几米，往来人员半分钟就可通关，因此我执勤时精神高度集中，有时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一天下来，不仅腰酸背痛，连眼睛都看花了，但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
50年代中期，在珠海，我在侦查中发现两枚定时炸弹。那时公安机关缺乏炸弹排除方面的人才，当时也不知炸弹是否处于启动状态，更别说拆除了，我就“陪”在炸弹旁边整整3天多，最后将其送往广州拆除。过去曾发生过某地公安局副局长被定时炸弹引爆而不幸牺牲的事，这次，我觉得自己命大不会出事，只想着赶紧为百姓排除这个定时炸弹。
此外，我还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多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特殊任务。
参加工作以来，我多次受到表彰。年，我参加全国公安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年，我参加全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年，代表广州军区参加中华青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还被评为广东省军区标兵，并荣立个人一等功、三等功各1次。（整理：王清波）
周长康：一生只为传扬“枫桥经验”
周长康，年出生，中共党员。年参军，历任浙江省军区司令部机要员、省委机要处机要员、省公安厅机要秘书、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公安部办公厅调研处副处长，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治安处处长等。年12月退休后继续研究“枫桥经验”。
我对“枫桥经验”重大意义的认识，是通过学习、调查、研究逐步提高的，至今已有58个年头。我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指示，牢记习总书记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领会和研究其深邃的内涵。
我曾有过很多梦想，当农民作家、小学教师、犯罪学研究者，后来我的梦想是做“枫桥经验”理论化的探索者。
年6月，我跟随浙江省公安厅领导赴诸暨枫桥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数月调查，厅工作组初步总结了枫桥在社教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经验。同年10月，毛主席听了公安部长汇报后，作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指示，要求好好总结枫桥经验，“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在全国推广后，效果甚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年我在公安部办公厅调研处任副处长，见证了“枫桥经验”的综合治理概念传遍全国。有人不理解“枫桥经验”，提出“枫桥经验不适用了”“枫桥经验过时了”。我就到诸暨枫桥调查，写了调查报告，用事实说明“枫桥经验”对维护治安的重要意义。
我们探索“枫桥经验”理论化始于年。我接到时任绍兴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应勇的电话，他征求我对纪念“枫桥经验”30周年的意见，我建议隆重召开纪念大会，再开一个理论研讨会。我邀请北京、上海、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专家学者和各地公安机关的研究者参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小城镇社区犯罪控制》一书，荣获公安部金盾工程优秀图书二等奖。
此后，我们每隔五六年就召开一次研讨会，编辑出版一本书，至今已出版了5本书。我们荟萃了群众的原创、领导总结的经验、专家学者提炼的理念，重点研究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转化的规律，研究社会治理规律，预测重大风险的发生和预防，探索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增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全，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整理：谢佳、潘逸舟、张先登）
史火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史火林，年出生，中共党员。年起任福建省建宁县公安局客坊乡特派员，年调任建宁县公安局里心派出所民警，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称号。
从警生涯中，我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虽然身患癌症，仍在艰苦环境里坚持工作，实践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我之所以成功战胜病魔并顽强地走到了今日，缘于崇高的理想信念给了我强大的力量，缘于对公安工作的执着与热爱！
从警之前，我长期在里心镇政府工作，经常与百姓打交道，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那个年代，治安状况较差，打架、赌博、偷窃、抢劫等现象时有发生。我平时爱管闲事，遇到不平之事总想主持公道，入警刚好遂了我的心愿，可以名正言顺地管闲事了。
对我从警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是时任县公安局政委的鄢德康同志。他对党忠诚、业务熟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破获过多起大案要案，像严父一般教育我，激励我上进。在他的引领下，我如愿加入了党组织。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深知只有党才能救人民，只有党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入党那天，面对庄严的党旗，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不负党恩、不负人民，为公安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年8月，里心镇岩上村一名妇女遭歹徒强奸。县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晓平率领民警赶到里心派出所，第一句话就问：“能不能让老史配合行动？”因为他之前就听说我是当地群众口中的“活地图”，情况熟、信息灵，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二话没说，立即带领刑警赶到发案现场，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我们循着歹徒逃跑的方向，走家串户摸排线索，很快就摸到了一个外号叫“嫖妇打娘”的江西人有重大嫌疑，并得知这个嫌疑人已经逃往江西省南丰县。我们一路追击，终于在当天天黑前抓获了这名歹徒。
作为一名曾被医生判了“死缓”的癌症患者，在与病魔抗争的路上，我始终履行着一名党员民警应尽的职责，最终战胜病魔并健康地走到了今天。我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党明天更辉煌，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整理：郑明、曾程、刘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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